【转载】中国印度两国制药业对比分析

sunlangwolf

近年来，我们不断地听到关于印度药品冲击我国制药企业的有关报道。业内不少人士惊呼：印度制药业已成为我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笔者最近收集了印度制药工业的有关资料，并对中印两国制药业进行比较，期望从对比中找准我国制药工业的定位，更重要的是从对比中借鉴印度制药工业发展的有益经验，进一步促进我国制药工业的健康发展。

一、中印两国制药工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比较

制药工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界各国经验都证明，制药工业的发展既离不开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水平。

中国与印度同处亚洲大陆，人口都超过10亿（中国12.78亿，印度10.26亿），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印曾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黄河文明与印度文明，在近代也都曾被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现代两国都走过了50多年独立自主的奋斗历程（印度1947年独立，中国1949年解放），也都先后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从1979年开始，印度从1991年开始）。近年来，中印两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瞩目的亮点，被称为“驶入亚太经济快车道”。印度1991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达6%。2000—2001年财政年度，印度全国GDP总量为4598亿美元，人均GDP约450美元。中国自1979年以来，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5%，2001年GDP达到11600亿美元，人均GDP约906美元。2000年印度人均药品消费3美元，中国为82元人民币，接近10美元。另外，中印两国均拥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大量具有管理才能和技术专长的高素质人才。从人口、经济发展历程等方面看，中印两国国情十分相似，这些为两国制药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使两国制药工业趋同，竞争更激烈。

二、中印两国制药工业对比

中印两国的制药工业在制造能力上都已进入世界大国行列，尤其是大宗抗生素的生产，两国基本能左右国际市场行情。但两国的药品研发能力均较弱，均是世界上非专利药物的主要生产者。其药品的生产技术、质量在第三世界国家名列前茅。中国能生产1400多种原料药，4000余种制剂产品，8000余种中药，并且在维生素、解热镇痛药物、激素类药物、青霉素及其β-内酰胺类药物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印度能生产的原料药超过400种，印度的民族药总数也超过1000种，从简单的头痛丸到高级的抗生素和复杂的心血管药物，几乎能生产各种各样的药品，印度在磺胺类药物（如新诺明）、部分大环内酯类药物（如罗红霉素、克拉霉素）、喹诺酮类药物（如环丙沙星）、部分解热镇痛药物（如布洛芬）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在全面推行GMP认证，有1500余家企业通过了认证。印度医药工业也拥有良好的设施，有20多家制药商得到美国FDA的合格认定。

1.从企业方面看：据印度制药商组织公布的数字，印度目前有2万余家制药企业，是中国制药企业数的3倍。印度制药企业两极分化严重，90%以上是作坊式小企业，以私营为主，布局分散，但也不乏像Ranbaxy、Cipla、Sun Pharmaceutical、Dr Reddy这样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大型制药企业。这些公司已不满足于印度国内市场，他们正在把重点转向美国市场。中国也是以中小企业为主，按现行的标准，中国中小企业所占比例86.8%，在国际上能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大型企业很少，中国最大的制药企业三九集团2001年销售收入78.9亿元（合9.5亿美元）；印度最大的制药企业Ranbaxy公司2001年销售收入超过6亿美元，它在美国分公司的销售收入达1亿美元。尽管它的规模不及我国企业，但是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于中国企业，是世界上第11大非专利药制造商。

2.从生产规模上看：由于起点不一样，中国制药工业生产规模明显大于印度。2001年，中国制药工业产值2650亿元（合321亿美元），印度制药工业产值2288.7亿卢比（合47.7亿美元）。但是发展速度基本相近。自1991年以来，中国制药工业年均增长19.5%，印度为17.5%，均快于各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表l是自90年代以来，两国制药工业发展对比情况。

表1 中印两国制药工业产值（计算单位：亿美元）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中国 54 67.4 79.2 91.9 131.2 150 184.5 213 267 321

印度 9.5 11.9 14.9 17.1 22.8 26.4 30.6 35.5 40.1 47.7

（注：美元兑人民币按1：8.27，美元兑卢比按1：48，资料来源：中国医药统计年鉴，印度制药商组织网站）

两国制药工业的发展速度都远远高于世界制药工业的发展速度，可谓是“风景这边独好”。高速增长的原因有二：一是两国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随着两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对药品的需求大大增加。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纷纷将一些环保治理成本较高、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原料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中印两国均具有劳动力充裕、廉价，资源丰富，药品制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在上世纪90年代的这一轮全球分工中，中印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亚洲药品制造中心”。

3.从国际化水平上看：印度制药业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印度生产的药品可以销售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2001年的出口额为18.2亿美元，其中制剂达4.6亿美元。印度的Ranbaxy、Cipla、Sun Pharmaceutical、Reddy等大型知名企业还在欧美等国建立了合资企业，1996年，Sun Pharmaceuticals公司收购了美国底特律的Caraco制药公司，进入了美国市场；Ranbaxy收购了拜耳的非专利药于公司BayerBasics，进入了德国市场，该公司在海外6个国家建有制造厂。这些印度公司在世界医药市场上的影响力高于我国企业。据有关资料，目前印度已在中国建立了4家合资企业：即Lupin有限公司（位于广州）、Ranbaxy广州中国有限公司（位于广州）、昆山Rotam制药有限公司（位于江苏）、Aurobindo Tongling大同制药有限公司。中国的药品也可以销售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药品出口额25.7亿美元（见表2），主要是附加制值较低的原料药，我国的制剂很难走出国门，多年来，西药制剂出口一直徘徊在1亿美元左右。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上，中国也落后于印度。中国虽然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少数合资的制药企业，但是很少在资本市场收购或兼并发达国家的制药企业，也很少直接投资于西方国家，我国甚至没有在印度建立药品生产与经营企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缺乏既懂技术、懂管理，又有良好外语基础的复合型人才，阻碍了中国制药企业走向世界。而印度相对发达的教育事业已为印度储备了数量巨大的科技人才，其中有3500万英语熟练的人口，印度制药企业到海外兼并或收购当地企业，与当地人很容易沟通。而中国药品企业若要打人世界市场，往往是靠传统的出口贸易的方式。二是中国缺乏对国际市场资本运作及法律法规的熟悉与了解。

表2 中印两国药品出口情况表（计算单位：亿美元）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8 1999 2000 2001 年增长率

中国 11.5 14 16.6 20.5 26.5 25.7 27.9 25.7 8.3%

印度 1.6 2.7 2.9 3.8 11.2 12.4 13.8 18.2 27.5%

（注：美元兑人民币按1：8.27，美元兑卢比按1：48，资料来源：中国医药统计年鉴，印度制药商组织网站）

4.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看：印度在独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90%以上印度制药业的市场份额和所有权仍然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为了培育民族医药业，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1970年的印度《专利法》，确认了程序专利（给予某一用以制造合成药物的程序以专利），但并未确认产品专利，即对于食品、药品的物质不授予专利，仅对制造方法授予专利。这鼓励了印度制药企业仿造药品，促进医药的进口替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制定了第一部《专利法》，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的《专利法》也只对药品的生产工艺进行保护，并没有对药品本身进行专利保护。因此，使中国的制药工业在缺乏科研投入的情况下，靠仿制逐步发展起来，基本满足了人民的临床用药需求。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印两国先后于1994年和2001年加入了WTO。为了遵守《TRIPS》协议，印度意识到1970年的专利法必须根据《TRIPS》进行调整，由于当时议会休会，总统便颁布《1994年专利（修订）条例》，以临时适应《TRIPS》的要求。1995年3月印度临时适用的行政条例到期失效，永久条例又因议会被解散而没有建立起来，因而造成了印度与发达国家的矛盾。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监督下，印度最终作出了调整。中国在1993年就对药品知识产权政策进行了调整，对药品实行有条件的行政保护，1992年与2000年又先后修改了《专利法》。目前，两国的药品知识产权政策都已基本与国际接孰。药品知识产权的实施，促进了两国制药工业的研究开发。目前，印度制药工业研发支出已提高到占其销售收人的2%左右，在专利药物研究上也有了些起色。Sun Pharmaceutical公司在抗肿瘤药物的研发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果，Cipla公司已经开始在美国注册自己独立研发的药物。有媒体报道，印度一家大型制药公司一项药物的前期研究成果已经被世界制药巨头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买走。可以看出，印度正在向高端的专利药物领域进军。中国2001年药品研发支出为销售收入的1.5%，申请药物专利3776件，虽然主要是方法专利及用途专利，但中国制药企业已越来越重视有自我知识产权的产品与技术的开发了，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推进药品专利战略。

三、印度制药工业的迅速崛起给我们的启示

1991年以前，印度的制药工业规模较小、出口也很少，基本对我国不构成竞争压力。近10年来印度制药工业在政府的鼓励、引导下快速发展，印度的制药规模已迅速扩大，尽管与我国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其增长势头不可小视，尤其是其出口数量与出口金额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27.5%）已超过我国。印度劳动力成本比我国还低、加上政府采取出口退税的鼓励政策，因此，印度今后必将成为国际市场上的药品出口大国，成为我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目前，印度已有多种原料药（如新诺明、克拉霉素、罗红霉素、布洛芬、合成麻黄素、乙胺丁醇等）对我国已形成了冲击，我国企业决不能等闲视之。我们必须要以现实的眼光正视印度和中国制药业之间的竞争，我们既不能因为印度制药业的整体规模与水平低于我国而高枕无忧，也不能因为印度的强劲追赶之势而乱了阵脚。因此，未雨绸缪，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选择有我国特色的制药工业发展之路显得尤其重要。

纵观全球制药工业，在短期内，我们无法在新药的研究开发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在非专利药物、中药这些领域，我们具有比较优势，当然，这种比较优势不是固定不变的，印度制药业的崛起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国的处境可谓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我们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存、求发展。我国短期内的现实选择是发展非专利药物，把产品做精、做大。所谓“做精”就是要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把成本尽可能降低，把质量尽可能提高。所谓“做大”就是能达到最优经济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只有这样，发展非专利药物才有竞争优势。从长远看，要使我国的制药工业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我们必须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而核心竞争力来自创新，来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所以，创新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另一条印度道路

“印度道路”曾经举世知名。这就是政府对市场活动实施超级管制，样样要许可证，事事要审批。结果，挡不住管制官员大贪其污，社会***程度直追当年巴拿马，逢单你来，逢双我上，轮流坐庄，贿赂被制度化了。走市场经济之路，又要让行政官员过左审右批的瘾，这就是原汁原味的“印度道路”了。

　　我知道的经济学家当中，只有张五常从８０年代早期就不停地大声疾呼，警告中国转到方向对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千万当心“印度综合症”。十几年过去了，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路上走得有声有色，但是产权改革左躲右闪，而“规范市场”的管制又层出不穷。举目四看，***花样翻新、有增无减，方知张五常教授的推理本事名不虚传。

　　但是，印度已经出现了转机。举证这个变化，不需要说印度人、特别是海外的印度侨民多么聪明了得。是的，访问过欧美的中国人，大概没有不对那里从事白领以至金领职业的印度人之多留下过深刻印象。精于吸取全球人才精华的美国，发给外国人士可以在美从事专业的工作签证，总数的２０％都给了印度人。在大名鼎鼎的硅谷，据说３０％的工程师是印度裔工程师。他们不但成为美国人创办的高科技公司的顶梁柱，而且自立门户照样以成绩傲人。印度裔企业家在美创办的公司到华尔街上市而又业绩不俗的，只要查查各种记录就可以知道。不过我要说，古老文明的东方泱泱大国，挟１０亿之众，万里挑一出来一批优秀人士，不足为怪。况且侨民们的出类拔萃，搞不好还是逆向淘汰的结果：故国没有机会，“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去也。

　　要紧的，是印度本土的变化。但是我也并不想就此举证，比如最近被广泛报道的印度经济增长率提高、人均所得增加、高科技大有苗头。这些事情，别的国家不论，单拿中国来比，印度要占上风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当然，印度一国软件生产量占全球软件总产出的１６. ７％，年度软件出口达到四五十亿美元，除了美国天下无出其右。但是，中国的家电普及率、电信普及率、电脑保有量、上网人口等等，不是把印度远远落在了后面吗？说今日的上海比孟买风光，应该不是夸大之词吧。再往“底部”看去，据美国《亚洲周刊》的估计，每天不足１美元的贫穷人口，在１３亿中国人当中有３. ５亿，而在１０亿印度人当中有５.３亿。消灭贫困的压力，两个古老文明大国不相伯仲，不过看来印度更沉重。

　　我要举证印度变化的，只有一件事情。这就是，印度人在印度本土创办的公司，满世界赚钱，成为世界级的好公司。让我补充一句，这样的公司赚发达国家市场的钱，一不靠出售自然资源，二不靠廉价劳动力优势，三不靠贩卖军火，四不靠政府补贴。靠什么呢？靠技术创新产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场开发。这样的公司，在印度出了一批！本来印度人有能力办“现代企业”，不是什么新鲜事。硅谷高科技公司７％的CEO 是印度裔人士；更不消说大名鼎鼎如麦肯锡公司的老板也是印度人了。但是，那都是办在境外的公司，借用了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和“社会资本”。我们这里讲的，是印度人在印度本土办成的具有国际性的公司，这就令人刮目相看了。“许可证经济”的土壤上，哪里容得成长起这样“物种”？在我看来，这是“印度道路”发生变化的证据。

　　试举一例。Infosys 技术公司是当今印度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但它在１９８１年成立的时候，资本不过１万卢比，相当于当时的１０００美元。困难的问题不是资本数量，而是通行印度的左批右审制度。创办人穆西回忆，“我们用了整整１８个月才拿到软件经营执照”。１９４６年出身于一个贫困家庭的穆西，像他的同代人一样曾经笃信，只有国有经济加政府干预才可以结束贫困。但是，７０年代中在法国一家软件公司工作的亲身体验，改变了穆西的观念。他明白了自由企业怎样创造财富。回国以后，在孟买一家软件顾问公司工作了几年后，穆西和他的６位同事创办了Infosys 技术公司。公司头１０年最重要的事情差不多就是和令人窒息的官僚管制体制周旋。为了远离无穷无尽的申报和贿赂泥潭，穆西在别的印度公司竞相与管制官僚搞关系并从中获益时，把自己公司的技术人才派到境外去争取国际客户。穆西先生一定是想明白了一条道理：在左审右批的环境里充当“行家里手”，开发软件技术和市场的武功自然就废了。如此打熬１０年，到１９９１年印度政府大刀阔斧改革国家管制体制之时，Infosys 技术公司已经有能力获得欧洲和美国的大公司客户了。

　　１９９１年印度的改革废除了许可证，开放了市场。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出现了简化税制并提供卫星通信设施的软件技术园。Infosys 如鱼得水，终于可以在本土向全球客户提供每周７天、每天２４小时的软件服务。但是，市场的开放将国际竞争带入印度。为了与IBM 那样的国际顶尖公司竞争优秀的印度技术人才，Infosys 完成了公司管理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引进经理和科技人才的股权期权制度，使得一流人才在Infosys 的待遇丝毫不比世界上任何一间好公司逊色。穆西领导的技术人员从１９９４年的４８０名增长为１９９６年的６５００名。时至今日，穆西先生已无须否认驱动他和他的同事们努力的基本目标，就是使Infosys成为世界级的公司。１９９９年４月，Infosys 技术公司以过去五年每年利润增长６６％的业绩在美国Nasdaq上市。令投资人刮目相看的，不仅是这间公司业务的９０％来自西欧北美发达市场、具有极强的盈利能力和高成长性，而且是公司在“财务透明度以及对股东负责”等行为方面，像所有世界级的上市公司一样中规中距。即使经过今年４月以来美国股市的震荡检验，本文截稿之日，Infosys技术公司的股价为１２９美元，公司市值仍在１６亿美元以上。

　　正如偶蹄类动物必定食草和反刍，也必定成长于草原环境，企业的组织行为特征和它活动的社会环境之间也是一个“适者生存”的关系。Infosys 主要做发达市场客户的生意，要与国际级IT公司争夺人才并且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获取投资。这样的“偶蹄类”，必定在产权、契约、承诺、信用、透明度以及反应市场变化的方式等等方面，能够像发达市场里的同类物种一样“吃草并反刍”才行。问题在于，非生产性寻租活动蔚然成风的“印度之路”几乎是寸“草”不生的，草食动物是怎么个活儿法才得以存活并出人意外地长成了大家伙呢？

　　答案是环境灾变。１９９１年开始的“拉奥革新”根本改变了印度商业活动的制度环境。当年７０岁并准备退休的拉奥是因为拉吉夫．甘地被刺而突然被推上印度总理职位的。在此之前，差不多延续４０年的“尼赫鲁－甘地”政制建立了印度的独立、民主政体和相当不错的独立司法系统。但是，长期主导印度政府的经济学却错得离谱。主流的看法是，印度经济资源匮乏，要是听任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而不是由政府指导利用资源，怎么可能加强国力并消除贫困？于是，印度成为“民主制＋计划经济”的实验田，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复杂、非理性的控制和许可证体制，对生产、投资和外贸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控制”。不错，印度没有实行前苏联式的全盘国有化( 虽然印度国有经济占GDP 的比重从１９６０年的８％激增为１９９１年的２６％) ，还允许私有制企业存在，但是，对于一个“鸡毛”要审批、“蒜皮”也要盖章的业主而言，“私有制”究竟还有多少意义？事实上，凡是资产规模２００万美元以上的印度公司，无论什么所有制，其主要的经营决定，甚至董事会成员资格，都要得到政府认可。许可证体制使得行政部门“从无所不知的分配者和国家经济利益的平衡者，转变为无休止的、武断的官僚政治统治”。

　　左批右审制决定商业比赛的输赢，定义了竞争的内涵，当然也就导引着无数商界英雄为之折腰。许可证的神奇性在于，没有拿到它之前，申请当事人不免感到讨厌甚至屈辱，可是一旦到手，它就可以把潜在的竞争对手排除在外。这就是说，被管制者也是管制的受益人！弄来弄去，非生产性寻租的甜头诱人上瘾，最后竟然是功能决定了器官的模样。所以，在经济分析上，直接用于获取许可证的资源只是“印度之路”代价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或者主要的代价，是许可证经济限制了市场竞争的范围和强度，抑制创新，保护了落后和守旧。要在许可证经济的土壤上“持续提高人均国民所得”，那就比登天还难了。

　　１９９１年的拉奥总理差不多是被逼到了墙角。国家的财政状况极其糟糕，以至印度政府甚至讨论出售驻日本和中国的大使馆以筹措应急资金。但是危机也降低了拉奥内阁、特别是他的财长辛格和商业部长奇丹巴拉姆向“不起作用的资本主义”发起进攻的说服成本。印度的经济政策急速转变。而拉奥革新的核心内容说难极难、说易极易，其实就是冲着许可证体制下刀。过度的管制和控制而导致的市场竞争不足捆住了印度的手脚，消除左批右审制解放了印度商业传统的活力。在耶金和斯坦尼斯罗合著的《制高点》的第８章，专门有关于拉奥改革的出色记载。这本书已经有了外文出版社的中文版，对印度改革管制经验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读一读。

sunlangwolf

这场改革的总结局是崇牛为圣的古老印度重新长出鲜嫩的青草，为一大批Infosys技术公司模样的“偶蹄类”，提供了成长环境。乐观的观察家甚至预言，今年眼看会超过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是印度显示自１９９１年以来变革成果的第一乐章。

我对印度没有直接的观察和体验。对于老的“印度之路”是否真的已经消失，新的印度道路是否主导了这个伟大的国家，我不能下断语。从印度发生的故事中我只是看到一点希望，***病入骨髓如印度综合症，也是有药可救的。条件是，对症下刀，手不要哆嗦不要抖。

sheng-xp

印度的医药设备科技水平都是先进的,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去学习,,,